第二百零六章 众枢臣唇枪舌战(1)
作品:《百年争战》第二百零五章众枢臣唇枪舌战(2)
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旨,疏曰:是崇厚所定之约,行之虽有后患,若不允行,后患更亟。全权便宜行事之权,崇厚代国行之。若先允后翻,其曲在我。骤然翻盘,衅必由我起。
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,兵衅一开,防不胜防,其所要求恐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。而英、德、法、倭等国,更会伺机而动。
鸿章奏罢,愈思愈惶,复致函总理衙门:俄皇想念两国多年和好,方才同意议还伊犁;如我再议更改,则必定不会允许。再观崇之约文,所稍吃亏者,仅伊犁南边两山之间一带空地。若因此贸然与之决裂,深为可虑。恳请吾王大臣主持大计,勿为浮言所撼惑。
恭亲王奕訢接函,谓军机大臣沈桂芬道:与俄人之约既经议定,允则有害于彼,否则有害于此,瞻前顾后,进退两难矣!
沈桂芬叹曰:沈某鼠目寸光,所荐非贤,贻害国家,罪该万死!
奕訢道:平心而论,与提笼架鸟、无所事事之纨绔子弟比,完颜崇厚实乃八旗之翘楚也,沈大人无须自责!
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无恭亲王雅量,怒斥崇厚专擅误国,不杀不足以解民恨。
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诛杀崇厚,以谢国人。
司经局洗马张之洞亦反崇约,愤而上言:俄人贪得无厌,此约不可许者十,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。若尽如此约,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,所失者西疆二万里之实际,是有西疆尚不如无西疆也。枢臣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,诚惧一经变约,或召衅端。
众口嚣嚣,莫衷一是,两宫太后踌躇不决。
慈安太后道:众军机与总理衙门王大臣等,近来无甚扼要言语;廷议之时,百僚相顾不发,骈头看折,杂然一群鹅鸭耳。
慈禧太后叹曰:穆宗以后,奕老六再不专事;文祥逝后,众枢臣实无领班;李鸿藻丁忧出值;宝鋆专说浮话,不管实事;景廉即有言语,亦不便遽为典要。伊犁、琉球之纠纷,拖沓年余,至今尚未了结;皆因沈桂芬所荐非人,所办非事。
慈安太后道:俄、倭非豺既狼,与其等之纠纷,久悬不决,寝食难安!
慈禧太后道:军机处、总理衙门众枢臣皆以避事为取巧也!速传懿旨,著惇亲王、醇亲王、御前大臣、六部、督察院同议崇厚与俄之约及边防、筹饷、储才三大端。惇、醇二王与诸大臣合议之时,总理各国衙门王大臣全皆回避,军机皆兼总理著亦回避。李鸿章及众臣所奏各节,速即抄传左宗棠覆奏。
惇、醇二王与诸大臣合议半月,无甚要语。
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再奏:西洋挠我榷政,东洋思启封疆,今俄人又故挑衅端,若忍之让之,从此各国相逼而来,至于忍无可忍,让无可让,又将奈何?
左宗棠接旨,复奏:俄自窃踞伊犁以来,无日不以损中益西为务,蓄机已深。此次崇厚出使,乃始和盘托出。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,我退而彼益进,我俯而彼益仰,其祸患殆将靡所止极,不仅西北之忧也。
李鸿章之言语,犹如庸医治痞病,只顾眼前,却不敢用峻利之剂,则痞症与人相始终,无复望其有病除身壮之一日。今日中俄之势,何以异此!
中俄伊犁之事,论理,理在于我;论势,势亦非我所短。只盼内外坚持定议,意见一致,择一能辨且晓西事之士,钦奉谕旨以与其周旋。
曾国藩之子、一等毅勇侯曾纪泽,通经史,工诗文,精算术,晓西文,学贯中西,可担重任!
与俄人之议,委婉而用机,口舌实不能得,方继之以武力,当彼竭我盈之时,自是有机可乘。
微臣头白临边,西征十年,滚滚风尘,衰病侵寻,朝不夕谋,几无生趣,遥望南云,无心出岫,不胜企羡。
然林文忠公有言,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。战事若起,臣当披肝沥胆,冲锋陷阵,与俄人一较短长。
数月以来,军机大臣、总理衙门、六部九卿及将军督抚,所奏各言,深切著明,足令外人心折;应宣示者,亦予宣示。天下之大公,何庸秘密?公之于众,可正视听。
两宫接奏,迅谕:左卿宗棠所言,洞彻利害,深中款要。该督所称先之以议论,决之以战阵,自是刚柔互用之意,所有西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,即着该督预筹布置,以备缓急之用。将来操纵机宜,该督必能统筹全局,谋定后动。
崇厚与俄所议条约,多有违训越权之处,事多窒碍难行,不予批准。曾国荃、黄体芳所奏,甚为得体;崇厚辱命误国,速即革职拿问,交刑部治罪。着准左宗棠奏请,著中国驻英、法两国公使、一等毅勇侯、大理寺少卿曾纪泽兼署驻俄公使,加钦差大臣衔,驰赴俄都重议。
俄国驻清公使凯徳阳闻讯,怒不可遏,速发照会:此甚无契约精神,亦不符国际惯例也。由此引发一切之纠纷,包括但不局限于战争,清国政府务必负完全之责任。
因定约不便依议,即将使臣拿问严办。法美徳三国驻华公使亦甚愤怒,纷纷致函质问。
英国女王知悉,即命英国公使威妥玛,亲至总理衙门,恳请宽免崇厚之罪。
1880年4月9日,清国总税务司总管赫徳密电总理衙门与李鸿章:俄人即将派军舰来华,直进大沽口。
大战一触即发,直隶总督李鸿章甚惶,速即致函恭亲王,请赦崇厚以固邦交。四日后,李氏再函:鸿章非敢避谤,亦非畏用兵,惟念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,目下东西洋谣言日起,势将酿成衅端,既有英君与威使雅谊关照,似不妨因而用之。
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此系转圜好时机,不可错过,力挺李氏。
前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亦言:国家办理洋务,当以了事为义,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。
恭亲王奕訢审时度势,与众军机大臣联奏曰:就中国朝政而论,治臣下以应得之罪,诚与外人何干?惟事关交涉,实有不能不权其利害而因时制宜者也。赦免崇厚,即不足以伐俄人之谋,实足以结英法之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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